讀《萬歷十五年》
《萬歷十五年》由耶魯大學于1981年出版，作者是華裔美國歷史學家雷·黃，這本書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當它在大陸發布時，引起了強烈反響。“歷史可以這樣寫!”讀過這本書的人嘆了口氣。這是這本書的開頭:
“公元1587年，明朝萬歷15年的時候，權力理論是丁海，是一頭豬。”普遍樂觀,沒有事件在敘利亞,縱向有點異常的氣候,降水匱乏在北京在夏天,5月和6月之間瘟疫流行,一直延伸到南直隸山東干旱是由于太多的雨水,秋天在山西又有地震,但是這小一場災難的風險,為我國大,似乎每年都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事情沒有導致災難，就不那么重要了�？傊�，在歷史上，萬歷十五年是平平淡淡的一年。”
這種對歷史的敘述方式，與我們接觸過的專業性歷史書籍大有不同，可以說是完全顛覆了我國的傳統史觀。正史歷史著作，是政治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正史中，往往帶有國家意志和民族的情緒夾雜在里面，與別史、雜史、野史等不同），幾乎所有的正史書都是以傳統史觀進行平鋪直述的敘述。而黃仁宇的這本書，是一部明史研究專著，是學術性著作，但其從不同的角度給我們開放了另一個世界，他淡去歷史中濃厚的政治色彩，從人物的角度來透析時代，他以自己的方式敘說著歷史的真相。每一位閱讀這本書的大陸人都會震驚，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寫；原來歷史并非是那種單調、格式化的形式！
細讀《萬歷十五年》，震撼于黃仁宇先生對歷史的獨特觀察視角。中國大陸正史著作，在古代大致為編年體、斷代史，按時間、朝代記述這一時期內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內容；在現代，于大陸的傳統史觀的影響下，作家著歷史亦從整個朝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來寫。歷史課本亦如此，如在新課改前，高中歷史教材的編排就是按照時段順序來，在每一時段中，包括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內容。新課改后，歷史課本在編排體例上有了顯著的變化，它改變了以往的編年體例，以專題模塊形式取而代之，但編排過程中依舊圍繞傳統史觀進行。在黃仁宇先生的書中，他是從各式的人物命運的起落中梳理出當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是一種“大歷史觀”，也是一種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
《萬歷十五年》的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譯過來就是“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在本書的第一章，作者寫道：“當年，在我國
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位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時間。這些事件，表面上看起來雖似末段小節，但實質上確實從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萬歷十五年確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而黃仁宇正是以這一年為支點，將明朝后期的歷史支撐開來。他圍繞萬歷皇帝、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使海瑞、總兵戚繼光、名士李贄等中心人物，用他們帶有悲劇色彩的一生，折射出帝國走向衰亡的過程。
明神宗萬歷皇帝年幼時受到元輔張居正悉心而嚴歷的教導。年輕時勵精圖治，他曾堅決抵制臣僚腐化，也常常和內閣學士討論歷史上治亂興亡之跡。伴隨著年齡的增長，萬歷越來越抵觸張、馮二人的束縛。不久，張居正去世并被清算，大伴馮保被驅逐出京，萬歷終于掌握了政府的大權。但萬歷始終無法擺脫文官集團的約束，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并在與文官集團產生了永遠無法消除的矛盾，遂以消極怠政予以報復，自萬歷十四年開始間接地罷免早朝后，“深居二十余年”，到晚年“朝政幾乎趨于半癱瘓狀態”。
張居正是一個精明干練，很有手腕的杰出政治家。他充分利用了太后對他的信任，皇帝對他的依賴，大大提升了自己的聲望。張居正清醒地認識到，只有進行大刀闊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國家真正走出困境。他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但由于他的改革嚴重損傷了文官集團的利益，讓他們感到空前的壓力，因此張居正生前權傾朝野、無人敢動，死后神宗下令抄家，并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人亡而政息，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致使剛剛中興的明朝，又走開下坡路。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敢為張居正呼冤。然而國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啟二年(1622年)，明熹宗為激勵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復官復蔭。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間已無張居正！
申時行是張居正的繼任，他從張居正的倒臺中吸取教訓，又深諳文官集團的雙重性格，于是以一個忠厚長者的形象調和各種極端；做和事佬，緩解皇帝與文官的緊張氣氛。申時行的一生雖平淡也不乏政績：他用人有方治理黃河，阻止了明朝與蒙古部落的戰爭等等„„但申時行在處理皇帝立儲問題時，仍因態度不堅定而激起了文官集團失望與不滿。最終，申時行背著“十足的兩面派”與“賣友誤君的小人”等罵名默默下臺。
海瑞從小深受母親教化，性格剛毅正直，是明代有名的清官，深受百姓愛戴。
在任蘇州巡撫時期，懷著限制富戶過多占有土地、縮小貧富差別的愿望，海瑞大力干預境內農田所有權與高利貸問題。土地問題是兩千年來封建社會的根本問題，而明王朝缺乏有效的貨幣制度和商業法律，使得高利貸無法避免。因此以海瑞一己之力對抗社會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海瑞以畢生精力為國盡忠、為公眾服務，雖成為公眾眼中的大英雄，卻因剛正不阿在文官集團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遭到排擠與批評，最后在痛苦中死去。
戚繼光、李贄也是如此。戚繼光是明朝最有才能的將領，訓練新軍，完善編制，開創戰法，力保外敵不敢犯境。然只因與張居正關系密切，張居正死后戚繼光也隨之被革職，晚景凄涼，一貧如洗。而有自由傾向的哲學家李贄也無法理解，以為數眾多的官僚去治理億萬農民，就要求整齊劃一，按部就班，為何不容許他去創造新的社會法則？
“書中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萬歷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在落后的制度里無論怎樣的個人，身處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樣的努力，無論是他個人，還是他所想改變和擺脫的社會環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錮著，讓個人成為了這制度的犧牲品。
黃仁宇先生就是用近乎于歷史小說的筆調描繪了萬歷年間的歷史圖卷，以這種以小見大的形式，表達了他獨特的歷史觀念，讓我們對明朝體制的結癥有了清晰的認識與理性的思考。
本書是嚴謹的，又是有趣的，風格介于學術著作與歷史評論之間，漫談、調侃、諷刺、幽默的語言盈于其中，如戚繼光也會向張居正行賄，首輔申時行因為一時的妥協放過了剿滅皇太極的機會導致后來的明朝被皇太極所滅，萬歷皇帝和當時的朝臣是對立的兩派等。這些例子不是作者憑空杜撰或臆造的，作者無論在敘述或是舉例時軍引經據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實記載的文獻資料，這就保證了它的可靠性和學術性，而治學嚴謹正是大陸史觀中極度重視的。作者對歷史的厚積薄發和駕輕就熟，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諳熟洞然與透辟分析，都顯示出其“史實”與“史識”的完美結合。
本書中作者的觀點是新穎的，黃仁宇認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比如有的文官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卻
可以領導倉促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殺身成仁。這是帶有沖動性質的道德迸發，固然值得贊揚。但若是一個政府具有高度行政效率，具有周密的法律體制，就不會接二連三地在危難關頭僅僅可以依賴道德觀念�？陬^上公認的，叫“理想”，不可告人的，叫“私欲”。道德理想與私欲構成了文官的雙重性格，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一方面，這些熟讀經史的文官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以自我犧牲精神自詡；另一方面，體制上又有那么多漏洞，給人極大的誘惑。一旦當道德變成謊言，對私欲無法抑制時，便出現了借道德名義，來滿足私欲。因此，長期以德治國是絕對行不通的。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
“1587年，是為萬歷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里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歷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作者一語點出這個龐大的帝國王朝的癥結所在，這也是大明王朝乃至我們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道德非萬能，不能代替法律。
中國文明孕育了儒家德治思想，自漢代儒家思想上升成為意識形態之后，儒家思想也可以稱之為儒教，道德的力量遠遠超過行政和司法，這種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證據就是秦漢、隋唐創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時代在發展，我們永遠也找不到放諸四海而皆準道理，永遠也找不到一勞永逸的創造。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到了明清時期已愈益保守僵化，大明王朝是以程朱理學來指導文官統治國家，“存天理，滅人欲”，明朝后期道德和“禮”發展到畸形。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對人的一切評價最終歸結到道德問題。如張居正1577年其父去世引發了一場激烈的交鋒。這場交鋒本質上是政治性的，然而形式上卻是禮儀性的。張居正的政敵要求他應當遵從四書所說父母三年之喪的原則，去職丁憂。然而年幼的皇帝需要他的輔佐，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考慮必須使他留任。然而在“禮”的規定面前，這一切理由都是蒼白的，最后皇帝為了使他留在身邊，不得
不援引先例特許“奪情”慰留。當儒家德治發展為教條主義，反倒成了枷鎖、桎梏。萬歷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等等人，在道德和制度雙重管制下，一個個都敗北，萬歷十五年的傳記，其實就是完敗史。張居正是強人政治的代表人物，雷厲風行，獨斷而立，最后他成為道德的犧牲品；海瑞是個人道德的楷模，恪守本分，盡職盡責，但他最后成為制度的犧牲品。“中國儒家的原則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國家時，宗旨的善良不能彌補制度的粗疏。”與儒家德治相對應是法家的法治思想，強調法律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權威地位。代表人物有韓非，主張“不務德而務法”以及法、術、勢相結合。法家思想在秦朝得到了實踐，但由于重法而輕德，導致秦朝二世暴政而亡。
如何協調法律?中國古代的歷史給了我們一些例子。在當今社會，國家倡導依法治國、依法治國，是屬于政治文明建設的，法治屬于德性、制度和文明的精神文明建設，構建和諧社會。因此，在古代，在國家治理中，小到教師治理階層，道德法則應該互相補充，相互促進，兩者是不可缺少的，更不能偏頗。
書讓人深思熟慮的除了德國和法國的母公司,及其獨特的寫作方式,”的獨特視角,恢復正常,看來,不失嚴謹”,是這本書的寫作,這種寫作方式,歷史學界震驚了大陸,是創新,為我們的重擊。在同樣的歷史背景下，黃仁玉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同樣的內容，有些人可以創新，為什么?為什么我們總是被別人的創新震驚?為什么我們總是抱怨“可能是這樣”?為什么我們不能被震驚?也許，我們已經習慣了常規，我們習慣了隨大流，我們習慣了傳統的，我們的精神被一種不斷增長的創新精神所吞噬，在衰退中選擇一本合適的教科書，我們的公寓是什么?是什么在我們各自的領域扼殺了我們的靈感?“生而憂，死于幸福”，也許我們在一顆心，一顆創新的心，終身學習在心中尋找答案。
「標簽: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