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洋過海從武漢的臺北路到臺北的武昌街，在這騎樓，著名的明星咖啡屋，停在先生曾經擺書攤的地方，似乎為了重讀他的《孤獨國》。

    在周先生看來，詩是門窗乍開合時一笑相逢的偶爾。我是偶然到那里的。友人隨手一指，說那是周先生擺書攤的地方，人就心頭一跳、一熱。     就是在人來人往的騎樓和有著詩人影像的咖啡屋，我一下子觀視到他的孤獨國，雖為暫至，卻剌痛般體會到他在世的心境。

    咖啡屋在頂樓。騎樓曾擺放過周先生的地攤，他的小書架中擺放著他收購的古詩詞和詩人朋友的新詩集，書架旁的兩個小圓凳，他合衣打盹的肖像，都退回到那張著名的影像中了。

    先生已逝，詩人的影像列在咖啡屋一角。我停在那里觀望，以那里為背景也留下了一張照片。不見先生的書攤，在心里觀望到了先生擺了二十余年著名的地攤，我試圖通過想象復活它。

    書架長三尺七寸，寬二尺五寸，架上不過400余冊舊詩書。先生在那里守著它，那一本本舊書上有他維護修理時裝訂的圖釘，圖釘有的已銹朽。書脊有被蟑螂啃吃過的痕跡。先生在每本書上用針拉上線，固定幾乎快散佚的書頁，這是周氏特有的記號。他在此展示他收羅的詩書，售給或送給來往的行人。行人大都不屑一顧，偶爾有人停歇購上幾本，后來都成了周先生的朋友——這里成了他們的聚會點。

    風吹日曬的，他在此擺舊書攤謀生。書為天下之公器，他通過它與有緣者結上緣。對賣書不寄希望也不在乎失望，如同心中有信仰，也不排斥塵緣。在此忙累了，他就在一個角落靠著那柱子閉合雙眼休憩一會兒，或在心里打著腹稿，醞釀他的詩句，傍晚坐捷運回到出租房，用毛筆以周瘦金體一筆一劃地寫在草紙上。

    在孤獨國里，他自言自語，隨看隨感動，寫詩的快樂即是對他的回報。就這樣，在擺地攤時期，周夢蝶完成了兩本詩集。

    他一擺就是二十一年的書攤，后來因為病衰，直到1980年不得不收場離開。

    烽火連天的上個世紀40年代末，28歲的周起述——一個師范畢業生被一陣狂風吹進了軍營。他辭別老母妻兒，這個青年兵在武漢坐上輪船然后隨運兵船越海轉輾來到臺北，當他登上高雄港，念及的是《紅樓夢》和《莊子》中的蝴蝶，他要為他的詩作取一個筆名。一個流亡者，無親無友，隨軍隊幾年后退役做書店職員，書店倒閉他自謀職業，1959年就在臺北武昌街擺起了地攤。

    周夢蝶怪怪的，穿著藍粗布長衫，腳上是雙破舊的鞋子，冬天頭戴一頂淺色帽子。他完全可賣報紙和暢銷書，卻偏偏售些古詩集和詩友們的新詩集，一些幾乎無人過問的小眾讀物。

    在武漢我的書房里，陳放著先生那張擺地攤的著名照片：頭頂帽子，身著長衫，雙手交合著倚靠在柱子和書架上。他雙眼閉合，雙手交疊露于胸前，胸前呈放著剛看過的書刊。兩只圓凳停在蹺起的二郎腿旁。周夢蝶以閉眼的方式望看我們。

    站在臺北武昌街的騎樓旁觀望：明星咖啡屋的霓虹燈廣告牌有些過于顯明。舊跡只可想象，完全被擺售日常用品的婦女們的地攤所淹沒。城隍廟前有遠道而來的、胸前標有來自北海道的行乞的和尚。繞到三樓的咖啡屋，在先生停歇過的喝茶的那張桌子邊，我坐了很久，像他在世時一樣，要了杯咖啡；像先生一樣加了過量的砂糖（他的生活太苦了，確實要多加些糖來沖淡其苦澀）。

    那矩形桌子一角的窗臺上有先生在這里用茶的照片和他的用玻璃框裝裱好的《孤獨國》一詩。靜靜地與先生和他的詩句在一起，咖啡廳內的自動門不時的開與合，來往的人從未中斷，到了然后離開，我就坐在那里以先生的眼光看門開了又合合后又開。往來的人們不知道我是和先生在一起，長時間地坐在他坐過的位置，代替他守在那里。有時候我離開那個角落，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想著它在等候先生的再次到來。這不可能了。但他的照片、他的《孤獨國》的詩行代替他守在那里。就這樣，我默想著他的身世、他的顛簸流離，他的守了幾十年的地攤，他的“孤獨國”便浮現了出來。

    詩人創建了他的夢。夢中他跌坐在山上。山上負雪。那里的氣候處在冬天與春天的接合口。這是他營建的孤獨國的環境，可以想象是他擺地攤打盹時出現的幻覺，或者說是他瞬間想象的存在，是他發現的或創造的一個屬于他自己的世界，在武昌街鬧市里出現了。在那個騎樓里，肉身的周夢蝶虛化了，到他自己的、夢蝶的世界里去了：那里在詩人看來沒有市聲，只有時間嚼著時間反芻的微響。他在街道的地攤旁假寐，時而沉思，似在入定，在他身上時間仿佛定格，甚至倒流，渡盡他的蒼茫。

    多少是非恩怨，雖經入耳，不入于心。他選擇冷粥、破硯、晴窗，忙人之所閑而閑人之所忙。他選擇無事一念不生，有事一心不亂。來往的行人他視而不見，用他的話說，他的身體里有一個漏斗，進來的人事都流走了，就像地攤打盹時經過的人們。是啊，他的耳背，隔絕了許多生活的雜質，剔除了許多人世的噪音。

    詩人周夢蝶白天賣書，到了晚上則求經。心里牽掛著他的詩句和讓他欣喜的曼陀羅花。從佛堂里出來，用他的話說，人像飛一樣，快樂啊，他獲得了解脫，在世的煩惱一掃而空。

    一個叫周起述的男人，幼而喪父，孤苦伶仃；長而國破家亡，顛簸流離。他生的悲痛自從接觸佛法就沒有了，反而覺得以前的悲傷倒是罪過。他獲得了很大的福報；當他完成了一首首詩，他愿生生世世為蝴蝶。

    他發現這個世界很莊嚴，一個詩人要隱藏自己也不成，在他的孤獨國里，他的時間他的體力幫助他慢慢轉化成詩句；他的生命與詩的關系，如同一只蝸牛與它的甲殼一樣，既是生命的一部分，又是藝術品。蝸牛用唾液成就它的甲殼，詩人用語言（人的唾液、人的分泌物）成就其藝術品。他是用性命來創作的，詩與他的生命成就了一個奇跡。他求助于佛經與靈修，把自己的注意力指向詩，他在不幸中得到賜福。以他活著的方式見證了東方的神圣。

    我真是應了詩人的話：選擇讀誦其詩而不必識其人。停在咖啡屋一角，從窗口望過去，確實看見了一個影子，一個穿青布長衫的影子。他說躺著是夢，坐著行走著何嘗不是夢。他看到了生之空幻，就在這空幻里識其生命苦厄、生離斷裂，在他的生命中起信與正信，摸索屬于自身氣性的語言，纏繞的、慈憫的格調。“我的心忍不住地要牽掛你”的天真與癡情挽救了他，使他成為一個詩人，“在純理性批判的枕下，埋著一瓣茶花”。茶花低頭朝下，花期緩慢，幾十年才開一次。他寫著與茶花一樣緩慢柔軟的散逸香氣的詩句。

    他以超脫的寧靜孤絕在詩句間營建他的孤獨國。周先生頭頂長有一只眼，形而上的眼，看見了生命的本質，他夢幻中的蝴蝶，超越他自己，飛回到孤獨國里棲息——

    “這里的寒冷如酒，封藏著詩和美

    甚至虛空也懂手談，邀來滿天忘言的繁星”

    是的，他發現過去佇足不去，未來不來，他是現在的仆人，也是他孤獨國里的帝皇。他擺地攤，是他在世的行為藝術，他就是以這種方式與世交接，淡泊世情，孤峭而卓絕。他在這里選擇不選擇。在低處，一只蚯蚓自由自在，記住他心里的方向與節奏，外部世界從他身體里拿去的他不怒，施給他的也不要（把獲得的獎金捐出去了），那是孤獨國之外的東西，他守護著他的孤獨國，不輕易向外部妥協，保持孤獨國國土的干凈。“施令人念，戒令人敬；天真令人無邪”，他在孤獨國寫作詩歌，把最好的字擺在最恰當的地方。一個叫周起述的男人成就了詩人周夢蝶，周夢蝶就有了他的詩，成就了東方的莊子、紅樓夢，一個他背靠的文學傳統，供助他肉身一樣的詩作再次復活。

    波特萊爾以他的退讓甚至他的頹唐開出的惡之花來抵抗他身處的時代，他將滿身泥濘幻化成金子，以憂郁為伴侶，甚至傷風敗俗來抵抗，用他的話來說，我越是變得不幸，我的驕傲就越是倍增。以他波特萊爾式的瘋狂來寫作自身之外別無目的詩歌；周夢蝶先生則是以他的一襲藍布馬褂簡素清癯的身影、以他的天真無邪來面對世界，守著他的地攤，一面擺書攤一面讀詩寫詩，面對市囂嚷轟的塵世閉著雙眼構成某種反向，他枯槁瑟縮于邊緣地帶，一再退縮，讓自己占據的空間最小，甚至封藏自己。寫詩是他和世界格格不入的方式，那是沉默的、溫柔的抵抗。他不示好，不戰斗，不盲從，擺著他的地攤，在臺北繁華的武昌街展示他的另類，守著他的書攤懷抱詩書蹺起二郎腿打著盹是他面對世界的經典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