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戌歲元宵節，父親安詳地走了，在他老人家85歲高齡時節。

印象中，父親是那么的年輕、瀟灑且風流倜儻。其時，全家人隨父親住在永定縣湖雷三中。每年新春鬧完元宵花燈后，歡喜雀躍的我們兄弟倆便隨父母從老家高陂鎮北山村步行前去坎市鎮碼頭。途經高陂橋時，父親便會繪聲繪色地向我們講述關于高陂橋的傳說及楹聯：“一道飛虹人行青云路上，半輪明月家藏丹桂宮中。”在坎市鎮碼頭搭乘上篷篷船，小船一路繞著青山綠水搖呀搖，漂漂浮浮地要搖上多半日才能抵達湖雷鎮。

在湖雷三中的日子是充溢著歡樂的。父親稍得閑暇便教我背誦唐詩宋詞，我貪玩兒卻相約一伙小朋友偷偷溜到十二墩橋下抓魚摸蝦。周日，父親偶爾會帶著我去赴湖雷圩，一路走去，每遇三中男女學生便遠遠駐足敬禮并問候父親：“張老師好！”我小小心田頓時滿溢自豪感。

往后，父親先調至峰市七中又轉調撫市八中。正逢饑餓年月，我隨父親步行40里從高陂去撫市念初中，母親為父子每人各備好兩個糠餅供路上充饑，父親領著面黃肌瘦氣喘吁吁汗流浹背的我，每每總是把4個糠餅都讓我獨個吃了，說：“我不餓，不餓……”說完便蹲到水渠邊大口大口地捧起山泉水來喝……

父親大學學的是中文專業，英文也頗有造詣，他畢生執教語文課，且在當地學界小有名氣。更讓父親自鳴得意的是，據說曾偶然猜中過中考或高考作文試題（也許是瞎貓撞上死老鼠罷）。父親執教幾十年，手腕上永遠戴著一塊二針半的手表（兩根計時計分長針和一根計秒短針），走走停停，停時父親會抬起手腕搖一搖，同事們嘲笑他：“您戴的是搖表呀？”父親當即反擊：“我是老教師了，上課從不用看表，講完教案最后一句話剛好下課鐘聲敲響呢！”直至我大學畢業領了第一個月的薪水，父親才戴上了兒子孝敬他老人家的一塊售價120元的上海牌新表。

上世紀60年代，全國人民已掀起如火如荼的學毛著熱潮。學生們作文往往大段大段引用毛主席語錄以壯聲勢。父親批改作文時，凡遇語錄無論引用妥當否或錯字、別字，一概不予朱筆改動……也算父親有先見之明，“文化大革命”風暴驟起，造反派幾乎拿放大鏡審查父親批閱過的一大摞作文卻毫無斬獲，父親終于逃脫一劫。

人算不如天算。父親最終還是被揪出來批倒批臭，并掛上“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的牌子發配學校農場勞動改造。這期間，父親同我進行過兩次史無前例的異常嚴肅的談話，令我終生難以忘懷。父親說：“我目前處境，飯碗隨時不保，你上大學也無望。你身為長子，該挑起全家生計的重擔了，寫作也換不了飯吃，去學門手藝吧！”父親的話既悲壯又不無道理。我忍痛放棄業余文學寫作，去拜師學了裁縫。裁縫匠剛學出師，無意間連續讀到文友林凌發表在剛復刊的《福建日報》副刊的兩個短篇小說，大受刺激，毅然回歸大田勞作，夜里挑燈苦讀苦寫。這時，父親第二次找我談話，并說了重話：“你也不撒泡尿照照，是當作家的料嗎？況且，我們的家是什么家庭出身……”這次我抗命了，依然故我。母親也不斷嘮叨：“你在家，一個月兩斤煤油也不夠你燒喲。”恰在此時，張惟老師在他主編的《工農兵文藝》上編發了我的處女作短篇小說《禾花》，并手把手給予鼎力扶持；《福建日報》也刊載了我的小詩《送糧路上》。從此，父親不再言語了。

我大學畢業時，《福州晚報》副刊發起“作家的童年”征文，我寫了一篇千字隨筆《記憶》，以凄婉的筆觸記述了饑饉年月弟弟餓斃的情景……父親讀后，老淚縱橫，來信囑我：“歷史已翻過這沉重的一頁，今后再不要寫此類文字了。”

父親漸漸老邁了。古人云：“父母在，不遠游。”我長年累月在京城打拼，不能侍奉父母于左右，深知不孝罪孽之深重。每年春節回老家探視，都要帶上大包小包各式各樣的滋補品、保健品之類，但父親總是珍藏于柜中舍不得吃喝。見到父親刮胡須時雙手顫抖得厲害，我特地從北京帶回精美的進口電動剃須刀。母親悄悄告訴我：“你一走，他又藏起來啦……”

父親，努力追蹤與適應著他所處的風云際會的時代，并小心翼翼地演繹著平淡無奇些許悲子的人生之旅。

波音747飛機在云霧中轟隆隆穿行……父親還是于我到家前先期走了……悲愴之余，我只能在父親的靈堂前敬獻上兒子的一幅挽聯：教書清貧為樂，做人寬厚乃風———先生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