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與其余各國一樣，勞動力、能源和其他商品價格不斷猛漲。雖然全球經濟危機暫時減緩了價格上漲的壓力，但從長期來看這些價格將呈現出持續上漲的態勢，從而給中國的制造業造成嚴重影響。中國會輸給越南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市場嗎？資源價格上漲會促使制造商尋找更有優勢的新資源嗎？

　　本文節選自題為“中國制造業面臨的挑戰”的專題報道。來自沃頓商學院和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的專家在本文中就長期資源價格上漲給中國制造業造成的影響，以及中國境內外的企業如何才能從這些變化中獲得最大利益進行了探討。

　　30年前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自那時起中國開始逐步崛起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事實證明，中國大量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和政府激勵政策對許多西方公司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這個吸引力是如此之巨大，以至到2000年年初，多數跨國企業要么直接在中國投資設廠，要么與中國的企業簽訂合約生產。而那些沒有跟上這個潮流的企業在向買家銷售的過程中遇到了艱巨的挑戰，因為買家希望得到“中國價格”，這個價格通常遠低于發達國家高成本制造企業的要價，譬如中國貨比美國制造要便宜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價格。

　　短期優勢，長期威脅

　　這個成本優勢太過于巨大，以至于抵消了能源或商品價格的上漲幅度。在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石油價格暴跌之前，有觀察人士甚至認為當時上漲的能源價格可能在短期內增加中國的競爭力，因為政府的能源補貼可以使中國的工廠免受能源價格上漲的影響。商品價格起初對中國競爭力的影響并不大。沃頓營銷學張忠教授（John Zhang）解釋說，“假如全球其他國家其他的生產要素價格都相同，那么勞動力成本低廉對于提高制造業競爭優勢的作用并不明顯。”但是后來運輸成本的上揚開始抵消國內的成本優勢，特別是要運到美國等距離遙遠的市場的商品更是如此。

　　過去幾年高達8%至11%的經濟增長富裕了百姓的生活。因為害怕阻礙經濟的增長腳步，中國政府開始控制能源價格的上漲勢頭。決策者希望通過將能源價格壓在低于全球市場的水平來刺激經濟繼續增長和控制公眾情緒，因為公眾情緒始終是這個有13億人口大國的擔憂。主攻中國研究的沃頓管理學教授馬歇爾·邁爾（Marshall Meyer）說，“這種做法肯定會導致無效率，但基本上也可以防止社會動 亂，至少從短期來看是如此。”馬歇爾認為這點非常重要，他相信“迄今為止中國政府最大的隱憂還是大規模的社會動 亂。”所以政府官員都把維護社會穩定看作是頭等大事，因為他們明白政府必須以持續的經濟增長來掩蓋政治和社會基礎設施存在的缺陷。

　　在中國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中產階級的人數已經達到1億，但還有幾億的人口仍然在與貧困做斗爭。即使中國已經比過去更加富裕，但工業化也帶來了巨大的成長煩惱，有時候社會存在的缺陷也開始顯現。2006年美國國會研究服務報告（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數據表明，當年中國共發生87,000起重大社會騷亂事件，比前兩年上升了50%。 近年來有些騷亂事件已經演化成武斗而不是簡單的游行示威，譬如1500名村民與500名警察發生沖突，要求政府解除一名貪污腐敗的村長的職務。

　　BCG上海公司負責人本杰明·佩恩尼（Benjamin Pinney）指出，中國經濟就好比一輛自行車，既需要動力來轉動，也需要保持平衡。他說，“你必須要達到一定的速度，保持自己身體的穩定。”

　　在這樣的背景下，盡管對于中國企業而言，出口商品的運輸成本是有所上漲，但政府補貼可以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免遭能源價格上升帶來的損失。許多國家抗議這種補貼政策，他們認為這種行為是在鼓勵能源消耗，同時把成本壓力轉嫁給其余各國，但隨著奧運會的日益臨近，中國政府頂住國內壓力，讓能源價格有所上漲。2008年6月，政府允許汽油和柴油價格上漲18%， 但電價只上漲5%。

　　現在看來，隨著能源價格下調，至少目前是在下調，政府當時的賭博也算是有所回報。中國在能源價格一飛沖天的時期仍然保持經濟增長，而社會騷亂也基本上處于可控之中。但中國專家認為，從長遠來看，保持能源低價可能使國內制造業付出高昂的代價，因為能源補貼鼓勵了能源消耗。平尼說，“企業缺少動力去采用新技術和鼓勵創新。”

　　能源補貼在短期內當然是制造商的福音。在政府控制能源價格的庇護下，很多重要的成本都得以避險。一般只有國有企業才能享受補貼，而且也要看這個公司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有多大的重要性。但這種補貼也可能導致對企業和整個經濟的投資方向錯誤。張教授解釋說，間接鼓勵能源需求的政府政策（譬如刺激汽車消費）將減少對其它行業的投資金額。“從長期來說，這個政策也可能成為一個圈套。”

　　同樣政府也很難取消這類補貼。倘若最終政府允許能源價格自由波動，那么當能源價格再次上揚的時候，在對沖購買商品的風險方面缺乏經驗的企業可能會不知所措。雖然大型公司懂得如何對沖風險，但小公司可能難以應對這樣的價格變化。BCG上海公司負責人維克多·杜（Victor Du）指出，“幾千家小企業根本沒有這樣的能力。這個問題不僅目前存在，將來也可能繼續存在。”

　　能源價格上漲短期內會減緩經濟增長，但從長遠來看可以增強經濟的競爭力。對于中國而言更重要的是，放開能源價格可以成為一項重要的政策工具，推動某些行業從生產污染嚴重的低價值出口商品向污染少的高價值商品轉化。能源價格上升就好比是一種負面的補貼，一種懲罰那些以錯誤方式生產錯誤商品的企業的稅。面對這種負面的激勵，那些污染嚴重的小水泥廠要么選擇關門歇業，要么合并成更加清潔、效率更高的企業。

　　西部歡迎年輕的公司

　　更普遍的是，成本上漲，尤其是勞動力成本和環境保護成本升高，將使得某些沿海制造商轉向更廉價的市場設立新工廠。邁爾估計，沿海已有10%的臺灣企業開始向內地或國外轉移。

　　而且隨著中國低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喪失，越南開始崛起，經常被媒體譽為“新”中國。但BCG的專家認為，越南只有8400萬人口，供應商也有限，所以越南最適合在行業和基礎設施都成熟的領域經營的小企業。BCG北京公司合伙人兼總經理利嘉偉（David Lee）說，“要把所有這些生產都轉移到越南去是不可能的。”中國單紡織業就雇傭了1400萬人，是越南產業工人總數的兩倍。

　　杜指出，尋找制造基地的公司可能除了在中國漲工資外別無選擇，原因很簡單，全球沒有哪個國家既有中國這樣巨大的勞動力市場又有完善的基礎設施。另一個問題是物流。越南的直接勞動成本可能低一些，但把商品從工廠裝上船的成本卻要比中國高得多。而且，如果當地供應商無法滿足全球質量標準，這些公司就必須從中國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這樣成本就更高了。雖然把部分生產轉移到越南或其它國家有助于分散風險，但杜認為企業并不希望這樣做。其實考慮到中國有很多熟練的技術工人，以及這個市場在全球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從技術上來說要把生產完全搬到中國以外的其它地方也是不現實的。他說，“你可以把部分生產搬到印度、墨西哥或東歐，但至少要在中國保留一部分生產環節。”

　　還有人認為，下一個制造業中心仍將在中國，不過是在中國的二線內陸城市，雖然政府十年前大力推動外國工廠向中西部轉移的舉措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內陸城市的優勢包括：距離煤和其它國內能源更近，勞動力成本更低，環境法規的執行可能也不是非常嚴格。此外，利嘉偉還指出，適應一個新的城市比適應一個全新的國家要容易得多。

　　內地應該不缺熟練工人，因為許多工人都有在沿海工廠打工的經驗。利說，因為政府提高了農業補貼，“許多民工都回鄉去種莊稼或者養豬了。”但還有更多的民工在尋找工作。杜說，在沿海打工的人許多都是來自內地。譬如，在上海的很多民工都是從內地來的，只要機會合適——受到適當的激勵，這些人也愿意返鄉工作。

　　審視自己和供應商

　　專家指出，不論制造商是經營自己的工廠或與外包工廠合作，他們在決定關閉或轉移中國工廠之前都應該仔細審視自己的工作環境，還有供應商的工作環境。BCG高級合伙人兼北京分公司總監戴維·邁克爾（David Michael）說，通常相對簡單的改變就能大大提高效率。“如果想改善，你必須讓你的供應商提高效率。”

　　并非所有的改善都很難實現。邁克爾說，通常需要調整的都是“很基本的東西，”運營問題長期得不到糾正是因為低工資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以前不論遇到什么困難，最具成本效力的解決方法就是換人，這樣就可以不用改善制造流程中的其它元素。他說，就是到目前工資差異也非常大，大到“你可以不用去優化你的運營流程。”

　　其實這種優化或許也是節省勞動力的最佳方法。2004年一項由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Conference Board）和中國國家統計局進行的調查發現，雖然中國經濟在1995至2002年期間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但在38個主要行業中共有26個行業失去了1500萬個制造業工作崗位。分析師認為其中的原因不是工廠搬遷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而是有些崗位因為效率提高而消失了。

　　那么那些下崗的工人怎么辦呢？這其實是工業化過程中的老生常談了：中國與美國一樣，在生產力和效率提高的推動下開始從制造業轉向服務型經濟。由于制造業的生產力不斷提高，創新能力也在加強，每單位產量需要的勞動力日趨減少。佩恩尼認為，“最終，這些人將進入服務業工作，每個人的生活都會變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