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莫里的演講簡單明了，易于聽眾接受。比如，他在斯科茨代爾演講說：多數經濟學家錯誤地將全球化等同于自由貿易。這是因為經典的“貿易利益說”建立在一個尚不清楚的前提假設基礎之上：假設每個國家的生產力都是固定的，也就是說每個國家都有一定數量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本，并且在現有技術水平條件下可以將這些資源放在一起大量生產某些產品。利益隨著這些產品和服務的貿易而發生轉移。大家都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自由貿易提高了貿易雙方的國民收入。公平而言，這是經濟學的重要觀點，因為勢力強大的實業家們多年來錯誤地認為保護企業對整個社會都有好處，而實際上這僅對他們自己有利。但是，如果固定生產力的假設不是現實的限制條件，歡迎大家重新對此進行經濟推理。
　　當生產力不固定時，情況就不一樣了。提高生產力即提高生產有價值產品的能力，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目標，從而使得先進技術通過跨國公司的活動由發達國家傳入發展中國家，這也恰恰是全球化得以存在的條件。戈莫里和鮑莫爾認為，全球化不等同于自由貿易，而是自由貿易和生產力改變的總和。兩人將其比喻成“一種全新的球類游戲”。戈莫里和鮑莫爾寫道：“美國用半導體交換亞洲國家的T恤衫屬于傳統意義上的貿易，雙方都可以從中獲得明顯的貿易利益。但是，當美國公司在亞洲而不是美國建立半導體工廠和研發機構時，就會使生產力發生變更。沒有哪種常識或經濟理論可以解釋別國生產力的提高會對自己的國家有利。”
　　以印度為例，假設美國企業在印度建立使用前沿技術生產高端微型芯片的新工廠。因為印度追求這種高價值的經濟活動，所以這種變化會促使其工資水平提高。對于美國來說，這既是件好事也是件壞事。從積極的方面來說，更富有的印度人將成為美國出口產品更好的客戶。隨著工資的提高，印度工人對美國勞動力工資的威脅也會減小。從消極的方面來說，美國從印度進口產品的價格會越來越高，因為印度的工資水平在提高。最重要的是，這會使美國現在具有優勢的、十分重要的微型芯片產業面臨虧損的風險。結論是：從總體上來看，并不能保證這些變更對美國有利。貿易經濟學家承認戈莫里和鮑莫爾的理論框架是正確的，實際上它建立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存在的一些理論的基礎之上。但是經濟學家有些懷疑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做點什么。戈莫里和鮑莫爾的研究表明：如果與發展中國家進行貿易，當其平均工資水平提高到美國平均工資水平的1/4或1/3時，貿易的凈影響將趨于負值。同時貿易伙伴國的大小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如果伙伴國的人口眾多，那么美國將先遭受損失。這聽起來像你所知道的哪個國家呢？
眼見為實
　　戈莫里指出的另一點似乎很明顯，但卻被廣泛地忽視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的背離會非常顯著。對美國企業來說，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工作崗位和先進技術是明智并且是有利可圖的，但是這種做法卻極大地傷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如此一來，對股東的責任與作為美國公民對國家的忠誠之間就存在了嚴重的對立，這令許多美國企業的執行官感到非常不舒服。
　　如果了解一下在戈莫里游說過程中人們對其所舉例子的反應，你就會發現正是人類的本性助長了舊觀念的氣焰。他說：“只有當人們已經接受了某種觀點后，該觀點才能令其信服并充滿吸引力。”
　　換言之：人們很容易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很難相信自己不想相信的事。我們關于全球化影響的理論或關于國家和企業固有沖突的理論是多數經濟學家不愿意相信的理論，當然從事這種活動的企業也不愿意相信。所以，問題的根源在這里，而與觀點本身沒有關系……喜歡它的人一定會相信它，而不喜歡它的人肯定不愿意相信它。這種作用的強大力量簡直讓人無法相信。
　　戈莫里發現自己的聽眾也開始變得沮喪起來。“我聽到過一些十分形象的問題，比如，‘假設你說的話是對的，你希望我們怎么做？難道因為他國的發展傷害了我們，我們就要把它轟炸回石器時代嗎？’我的意思是說，人們說自己束手無策只是一種非常情緒化的反應，并且是完全錯誤的想法，因為只要看看其他國家的行動，就會發現它們都在這么做，而且一直在這么做。”
　　戈莫里的意思是，中國、印度以及任何雄心勃勃的發展中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內經濟發展戰略，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就是吸引世界主要的公司向自己的國家傳輸新技術、設置高增加值的工作崗位。企業要獲利，國家要提高GDP，政府就要尋找能夠滿足雙方需求的協議。過去，對于美國公司來說，獲利和提高GDP常常是一致的；而現在，企業要到別的地方尋求利潤，這就犧牲了美國的部分GDP。戈莫里說：“很明顯，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給予那些按我們的期望行事的企業一些獎勵，這樣才能重新調整企業利益和國家利益。”戈莫里認為，應該根據美國本土企業工人所增加的價值調整企業稅率，如果企業單位工人所增加價值比較高，則支付較低的稅收；反之，則支付較高的稅收。這樣可以鼓勵企業將高增加值的工作崗位留在國內。
這一建議雖然不是靈丹妙藥，但可以作為一種嘗試。如果沒有遭到大家的集體反對，我們就可以廣泛開展關于各種可能矯正方案的辯論。首先，要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正如戈莫里提出的那樣：“這是系統的問題，并不是‘惡人’的問題，因為我也是‘惡人’之一。”作為利盟公司（Lexmark，1995年從IBM分離出來的一個打印機公司，年銷售額達50億美元）的董事會成員，他也曾支持將生產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國家。他解釋道：“董事關心是股東的利潤，因此我們需要改變這個系統，但目前是不可能的，因為政府仍然像對待那些代表國家利益的企業那樣對待這些企業，而實際上這些企業并沒有代表國家利益。”
　　我們贏了嗎
　　當今世界的發展讓我們開始懷疑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在未來能否實現雙贏。我們先把這個問題放到一邊。實際上，這里存在一個經濟學家保守了兩個世紀的、很難被發現的秘密。當經濟學家聲稱就連傳統的經濟學模型都能證明自由貿易對國家有利的時候，他們是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玩弄權術。
　　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基本貿易理論指出，在貿易中存在受益者和受害者。例如，如果從中國進口便宜的紡織品，南卡羅來納州的紡織工人將面臨失業，而其他美國人會從較低的紡織品價格中獲益。斯密、李嘉圖等人證明：受益者獲得的收益要比受害者遭受的損失多。到那時為止，貿易問題還比較簡單。但是后來，貿易問題出現了驚險的飛躍。經濟學家仍然認為某些美國人獲得的收益要比另外一些美國人遭受的損失大，并以此證明貿易對國家有利。那么他們做出這種判斷的依據又是什么呢？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主要的貿易反對者丹尼·羅德瑞克說：“當聲稱貿易對整個國家有利時，多數經濟學家都無意識地為自己罩上了一層道德面紗。 除掉經濟學家的面紗，他們就變成了政治達人。”
　　正如羅德瑞克所指出的那樣，如果不告訴你是貿易問題，在其他任何背景下，我們都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假設我對你說：“我要從你那里拿走5美元，然后給另外某個人6美元。請問這是件好事還是壞事？”沒有人能馬上下結論說：“哦，應該是好事，因為我們已經創造了1美元。”大家想知道在這一過程中誰是受害者，誰是受益者？這是通過什么機制實現的？
　　事實上，經濟學家理解導致“貿易利益”的不確定性原因，但他們很少愿意去解釋：貿易的收入分配效應有時候要比其效率利得大。換言之，如果一些人（消費者）從貿易中獲得6美元的收益，而另外一些人（非熟練工人）損失5美元，經濟學家將兩者加起來得到1美元的“效率利得”。受害者遭受凈收益5倍的損失，而總的來說我們“贏”了。有了這樣的例子，來自于象牙塔的自由貿易利益與現實中的失業問題相對立的現象就不足為奇了。
 羅德瑞克的觀點很難被理解，常常被忽視，但卻是不可或缺的：貿易利益的產生完全是通過貿易的收入分配效應實現的。換言之，在你看來，貿易的經濟利益越大，受害者所遭受的損失就越嚴重。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貿易利益的創造是通過經濟活動的重構來實現的。在前面的例子中，南卡羅來納州紡織工人丟掉了工作，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尋找報酬更低的工作。與此同時，那些到沃爾瑪和塔吉特百貨公司�∷�吉特百貨公司（Target），成立于1962年，市場定位為高級折扣零售店，是美國第一家提出打折概念的商店。——譯者注 �� 購物的人可以從外國提供的低價產品中受益。但是通過對貿易的收入分配效應和效率利得進行比較可以發現，經濟學家一直在打著科學的幌子兜售所謂的“貿易利益”思想體系。這實質上是文化力量的問題，而不是語義的問題。經濟學家所標榜的自由貿易對國家有利的傳統思想，導致了慣性思維的產生。這種慣性思維正是戈莫里、布林德和我們現在正盡力解決的問題。
　　事實上，多年來經濟學家內部也有許多人一直對這種把戲感到不舒服。與李嘉圖處于同一時代的納索·西尼爾�⒓{索·西尼爾（Nassau Senior，1790—1864），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代表作有《政治經濟學大綱》和《關于工廠法對棉紡織業的影響的書信》。——譯者注 �� 說：“經濟學家可能會告訴人們應該如何增加財富（通過其支持的自由貿易），但是并不意味著這一超出經濟學家視野的方法值得推薦。” 西尼爾寫道：“有一位作者曾經指出某給定行為是財富的產物，為此應該贊許擁有財富就等同于快樂的荒謬想法是有罪的。”一個世紀以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天才萊昂內爾·羅賓斯�ＨR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1898—1984），英國經濟學家，曾任倫敦經濟學院教授、英國皇家科學院院長。他不僅研究抽象的經濟理論，也研究應用經濟問題和實際政策問題。曾批評新古典學派，為羅賓遜不完全競爭經濟學的出現奠定了基礎。他將經濟學定義為“系統研究各種目的與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引起了廣泛的爭論。代表作有《論經濟科學的性質與意義》、《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經濟政策理論》和《經濟思想史中的經濟發展理論》。——譯者注 �� 在20世紀30年代本著類似的精神撰寫了引起廣泛辯論的宣言，來敦促其同僚們弄清楚經濟學的能力畢竟是有限的。羅賓斯認為經濟學的能力在于，它能夠表明采取某項政策會導致x或y的發生。但是判斷某項政策的好壞則屬于哲學和政治學研究的范疇。羅賓斯為經濟學家能夠就這些問題進行公開辯論而感到十分高興，但是他始終堅持認為在確認經濟學邊界時應保持誠實。這種觀點激怒了他的許多同僚，這些人極力希望經濟學能夠成為像物理學一樣的科學。畢竟，如果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不能明確告訴總統和首相該做什么，那么他們還有理由與經濟學家進行交流嗎？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經濟學家編造了所謂的“補償原則”。他們認為，從本質上來說，自由貿易為受益者帶來的收益足以彌補受害者的損失，并且能夠使他們的境況變好，因此經濟學家可以得出自由貿易對國家有利的結論。但這是個圈套：這種補償實際上未必一定發生。它只不過在理論上是可行的！如果經濟學家盡力得出的只能是類似不能令人信服的結論，那么其可信性存在風險就不足為奇了。正如羅德瑞克所言：“自由貿易的利益不可能變成現實，除非這種補償發生。”
　　當然，在現實世界中，對貿易受害者的補償基本沒有發生過。貿易調整援助計劃�≠Q易調整援助計劃（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programs），美國政府通過現金補貼、技術支持和就業培訓等多種途經，幫助因受產品進口沖擊而陷入困境的企業提高競爭力，幫助因受產品進口沖擊和生產能力向國外轉移而失業的人員重新就業。——譯者注 �� 向來資金不足，得不到足夠的重視。諸如“工資保險”（主要目的是減輕低工資收入者的痛苦）等普通補償方案也得不到重視，除了少數政策精英外很少有人談及。
　　作為一個現實問題，如果自由貿易的利益能在美國得到廣泛的共享，自由貿易的分配結果就不可能成為一個緊迫的問題。經濟正在快速發展，但是正如我們在第1章中看到的那樣，許多美國人的收入卻增加緩慢或停滯不前，這一經濟思想上的盲點代價高昂并且不可接受。隨著印度、中國加入全球經濟，世界勞動力已經翻了一番，而資本的增加卻很有限。無論從哪方面考慮，這對于富裕國家的工人來說都不是好消息。在這種背景下，如果再堅持認為“無論自由貿易傷害多少人，它永遠都是好的”就毫無意義了。
　　本文經機械工業出版社許可摘自《向左走，向右走：美利堅的未來之路》。